《北京晚报》前段时间刊载了好几篇与“宣南”有关的文章，让读者回忆起“宣南”逝去的岁月时光，尤其是遍布宣南地区大小胡同的会馆。“宣南”如此，与之相对应的崇外地区也曾有过众多的会馆。不同的是，崇外地区的会馆以行业、工商会馆为主。

交通区位便于行商

(资料图片)

据《崇文区地名志》记载，老崇文区有大小154个会馆。有些虽称同乡会馆，其实也是行业或工商业的会馆，真正为进京赶考的文人服务的会馆并不多，只有蓟州试馆、遵化试馆两家，且对外称试馆，有别于其他会馆。

历史上，山西商人曾与山东商人主宰北京经济。曾设在今天广渠门内大街路南（今安化楼一带）的潞安会馆，就是晋商中经营铜、铁、锡、炭的商人们集资所建。旧时，五金行业以太上老君为行业神，所以会馆内建有祭祀太上老君的老君殿。从史料上看，潞安会馆在明代已经出现，而且是从小变大，成为京城大会馆之一。会馆内1920年的“纪念碑文”云：“旧有潞郡会馆神炉庵一座，院外余地是潞人坟茔。例如祭祀会议、养命停柩，向为郡人铜、铁、烟袋三帮经理。”潞安会馆内有老君殿和祭祀炉神的祭台，因为五金行业都离不开炼炉，会馆内祭祀炉神是理所当然，而会馆当年的老地名就称炉圣庵。

山西临汾会馆是由山西商人所立，山西颜料商人在青云胡同还另建有颜料会馆。颜料在旧日并非今天的概念，它包括许多建材和生活用品在内，是个大行业。据《北京经济史资料》称，“颜料铺之幌子为花棒，棒长一尺余，普通皆涂红、黄、黑、绿、蓝五色，上面并饰金花，描金道”。这种花棒又称五花棒，传说是专打昏君皇帝的，隋炀帝就是被五花棒打死的。后来，五花棒成了颜料店的招幌，是颜料店的标志，“此种幌子永远悬挂，并不若其他店幌早挂晚下，意在永镇君主”。

颜料铺还卖各式蜡，如“泾阳黄蜡”、“四川白蜡”等。在没有电灯的岁月里，城镇住户照明用蜡居多，而且蜡还是祭祀用品，结婚时称“洞房花烛夜”，读书人有“秉烛夜读”的，烛乃蜡也。

设在崇外东小市的临襄会馆也与晋商有关，它是临汾襄陵商人所立。

慈溪会馆是浙江慈溪的成衣商人所立。成衣铺是加工、定做和售卖成衣的店铺，在1923年北京就有成衣铺84家。山西布商在小江胡同建了晋翼会馆，因是晋商中的布商所建，故又称“布行会馆”。据《中国文物地图集》介绍，到民国时期，晋翼会馆的用途已经不是布商行会，而是供山西翼城在京人士团聚之所，也为该县临时赴京持函人士提供免费居住服务。到了2011年时，晋翼会馆成为刘老根会馆的一部分。

此外，福建纸商在崇外建了延邵会馆，而元宁会馆则由江苏绸布商出资而建。

“崇外”行业、工商会馆多是有历史原因的。明代始，因修外城，将大运河截而为二，“积土日高，舟楫不至”，积水潭的码头已不能用，大运河的终点码头改在了离崇文门不远的东便门大通桥下。大通桥码头除有漕运船只外，还有不少商船，商人们往往在这里卸船，除在崇外建仓库、货栈外，就是建工商会馆，他们住在会馆里，以方便买卖。

自明朝以来，崇文门就是很重要的税关，清末一度由肃亲王监管崇文门税关，他把收上来的税金都孝敬“老佛爷”，成为慈禧的“胭脂钱”，供她随意挥霍。据说北京的“官房”，有不少是她用花不完的胭脂钱盖的，她又从中渔利不少，足见崇文门关税税金数量之大。商人们在纳税之后，大多就近住在崇外地区，他们不会住在鸡毛小店里，而是喜欢私密性的住所，最方便的当然是同业同行集资建的会馆了。如此一来，崇外地区工商、行业会馆多就是很正常的现象了。

此外，崇外地区在历史上是手工业之乡，各类产品就成了各路客商的货源，天南海北的商贩在这里讨价还价，商议买卖。客商会就近在崇外建些会馆，虽然有些会馆名义上是文人试馆，但科举考试三年一次，平日主要还是工商界人士居住，崇外会馆中工商会馆多也就顺理成章。

手工艺发达商业繁荣

崇外地区的工商会馆多，与这里的手工艺发达有很大关系。明清以来，除了有许多小型织布厂、织袜厂、麻绳厂、毛巾厂外，纸绢纸花业、花丝镶嵌业、景泰蓝、象牙雕刻、料器等手工艺制作业都在崇外，尤其花市大街周边居多，它们在这里成长、发展，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

在上世纪20年代，《北京实用指南》对崇外地区的手工艺作坊、店铺有所统计。如翠花局（制造玻璃翡翠）有9家；纸花店有18家，大都在花市上四条。麻绳店13家，麻铺14家，官麻店4家。崇文门在历史上是酒类进出口的城门，当年对酒篓的需求很多，在崇外地区买卖酒篓的店铺就有13家之多。有趣的是买卖扁担的店铺也集中在花市一带，有8家。料器店有6家，京城镜子铺全在花市上四条，共计11家。

2008年，东花市街道也对上世纪40年代东花市大街的店铺、作坊做过统计，并制成《花市店名录》的牌子。店名录上记录了300余家店铺，主要是东花市大街，不包括西花市大街和周边胡同，其中纸花绒花店有四家，而且绒绢花同业公会也在这条街上，料器、掐丝、镶嵌、珐琅店（坊）各一家。

花市以花闻名，不过这里的花不是鲜花，而是绒花、绢花和纸花，这三种花被称为“京花”。“京花”曾是北京人少不了的饰物，尤其在几十年前，中老年妇女过年过节头上都要戴鲜红的绒花，远看近看都很喜庆。北方地区鲜花开的时间短，且有季节限制，爱美的人就用绢花装点环境，将绢花插在花瓶里，使室内充满春色。至于纸花则以制作花圈为主，各种花有各自的用场。“京花”业曾是很兴盛的，据《北平工商概况》称，老北京“各街市花庄及住家营花者约在一千家以上。”

花市的“京花”作坊一般不做全活，而是分工明确，各司一业。有专做花的，有专做蕊的，有专做叶的，并有专人或作坊将它们组装为成品花。京花业零售摆摊的“每日清晨，千面成群，集中在花市，将所造之品，陈列于市”。在零售之外，大点的摊和“花庄”兼营批发，将“京花”销往全国各地。在“京花”发展中，出现了花行、花庄等大型商户，专营“京花”的买卖。

做“京花”的技术含量不高，将花朵、花蕊、花枝组装的，称为“攒活”，大人小孩都能干，曾解决了不少人就业。除了用作头戴饰品和装饰生活外，“京花”商家还为戏曲艺人提供服务，做“行头”。京花业曾涌现出“花儿刘”、“花儿龚”、“花儿金”等名手。麻绳是京花匠不可少的材料，所以仅东花市就有麻铺多家。后来，塑料花登上舞台，绒花、绢花一落千丈，再加上民俗变化，没多少人戴绒花了。“京花”除制作花圈者有业务外，基本上不存在了，乃至“京艺绢花门市部”也不知去向。

崇外地区在花业之外，还有许多手工艺在北京独树一帜，比如花丝镶嵌就很出名。花丝镶嵌是我国传统的手工艺品，它将金、银等加工成细丝，以推垒、掐丝、编织等技艺造型，并在金、银丝上錾出花纹图案，再镶嵌上色泽美丽的珠、玉、宝石等。花丝镶嵌的产品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首饰，一类是陈列摆设，一类是将花丝镶嵌装点在一些生活用品上。现今，花丝镶嵌已经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料器也是古老的行业，素有盛名的“葡萄常”家中制作的葡萄料器，亮晶晶、光闪闪的形状与真葡萄无异。葡萄料器则是原住在花市的“常氏姐妹”传承，她们是蒙古族人，为了保留这种工艺不外传，常家姐妹终身不嫁。她们的事迹多见于报端，学者邓拓曾写道：“常家两代守清寒，百年绝艺相传。葡萄色紫损红颜，旧梦如烟！”

老北京的料器品种很多，除了葡萄外，还做桃、果、梨、花卉、动物、人物，均可乱真。料器以玻璃为主料，制出来的工艺品色彩艳丽、造型巧妙、形态逼真、玲珑剔透、晶莹可爱而受人们的喜爱。料器行1964年曾在龙潭湖畔盖了大楼，有800余人从事料器生产。在此之前，料器艺人均以家庭或作坊为单位，分布在花市大街及周边小巷内，应该是花市地区老北京料器的发祥地。

景泰蓝又称嵌珐琅，是在铜胎上用很细的铜丝编成各种花纹，然后用珐琅质的色釉主要是蓝色，填充在花纹内烧成的器物。景泰蓝工艺在我国有六七百年历史，由于它在明景泰年间得到高度发展，且技术精美，品种繁多，被称为“景泰蓝”。在日寇侵华前，北京的景泰蓝制品销路极好，而且大部分出口到欧美和日本等国，日本人还偷偷仿制。景泰蓝作坊在其兴盛时有近百家，从业人员有2700多人。崇外的长巷二条的德兴成、茶食胡同的大瑞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923年，京城内“景泰珐琅铺”有15家，专营景泰蓝制品。1950年，在天坛南建了北京珐琅厂，厂旁的道路被命名为“景泰路”。

崇外被称为手工艺之乡，是京城许多手工业的发祥地，前些年成立的“百工坊”便印证了崇外手工艺的繁荣昌盛。在1990年前，崇外地区还曾有玻璃器皿厂、料器制品厂、美术红灯厂、工艺木刻厂、玉器厂、剧装厂等，众多的手工艺厂聚集在同一地区内，从侧面解释了崇外地区工商会馆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