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后村支书张桂芳希望自己当村干部的故事能给村子带来流量，带来资源，帮助村民致富

“带领村民致富，还是要靠土地本身”

(资料图片)

2020年，接到河南老家打来的那通电话时，23岁的张桂芳刚从天津农学院毕业一年，正与朋友合伙经营着一家民宿。

那时正赶上村里换届选举，一位老党员拉出一张名单，都是党组织关系挂靠在村里的年轻人，老人按照姓名笔画顺序挨个打电话。村里姓张的人多，张桂芳的名字排在前五。在电话里，对方极力邀请她到村里任职，为乡村发展做贡献。张桂芳说，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句话让自己动了心，但自己想去试一试，看看能否为家乡的发展做点什么。

张桂芳回到村子，并在2020年年底的换届选举中高票当选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她决心做好这份新工作，把天津的民宿交接给了朋友。回到村里的这两年多，她是这里最年轻的干部，也是老龄化、空心化村子里的一股年轻力量。

“为什么大家都愿意选我，是因为在这个暮气沉沉的村子里，大家想看一看年轻的面孔，(让我)陪陪他们”。今年3月中旬，张桂芳发布了一条讲述村支书生活的视频。没两天，她收到上千条留言和私信。

年轻人当村干部的故事迅速走红，而张桂芳更希望这个故事能给村子带来流量，带来资源，助她“带领村民致富”。

“事儿大事儿小，跟前化了”

新京报：回家以后，村里给你怎样的印象？

张桂芳：我家的村子是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离鹤壁市区二三十公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村庄，不富裕，也没什么特色。

整个村子老龄化程度挺高。村内常住人口400人左右，80%是60岁以上的老人，余下的大多是50岁以上的中年人。

老人也不闲着，总能看见六七十岁的人还下地种田，种玉米和小麦。但是村民的收入不高，人均年收入在一万元左右。我在路上碰见村民，他们有时跟我聊天。我常常听到他们问我：“啥时候能把咱这地利用起来？啥时候能让咱老百姓多挣点钱？”

可能因为我是大学生，村里人跟我讲话会客气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工作的村委会对面，住着一位老爷爷，快90岁了。有一次我遇见他，正好口袋里有两个橘子，我就转手送给他了。老爷爷马上回家给我拿了包饼干。还有一次，我送给他两块糖，从那以后，我再碰见他，他总能从兜里掏出几块白色的冰糖给我吃。这确实是乡村独有的温暖，在城里打工，哪个邻居会每天这样问候你？

新京报：村支书是一份怎样的工作？

张桂芳：村里的年轻人很多都在区里、市里工作，他们回来是为了看望老人。只有我从早到晚都在村里转悠。

村支书的日常工作比较琐碎，包括矛盾纠纷调解、环境卫生整治、日常治安巡逻等，比较常见的例子是两户村民因为土地的边界问题产生矛盾，双方都觉得对方多种了一米半米的地。这就需要我们去重新丈量土地，把地重新分一下。我们还要贯彻落实上面的规定，比如春节的时候要到每一个村民家里去排查，看他们买没买烟花爆竹，提醒他们不要燃放。

更大头的工作是想办法在村里发展产业，目前我们把精力主要放在引进农作物和经济作物方面。具体的做法是，我跟同事写项目方案，递给上级领导，主动去争取资金。虽然我在经营民宿的时候也做管理，但村里的项目跟小公司不是一个玩法。

我们的项目有时会被拒绝，理由是“项目资金投入量太大”“回报率太低”，或者“群众受益面不够大”。这时我得重新修改，我最多改过五次项目方案。

新京报：你适应这份工作吗？干得开心吗？

张桂芳：做村支书的头三个月，我还是有不少负面情绪的。最主要是因为我没在村里工作过，既不了解这里的工作环境，也不清楚自己可以做什么，自己会做什么。

比如，在整治环境方面，我们提出挖河道，加深加宽，让村里的小河更宽敞、更干净。但是面临的问题就是没有资金。一开始，我们的项目没有批下来，后来在2021年河南暴雨之后，我们借着“灾后重建”政策导向的东风，申请了相关资金，把河道整治了。但是只干了一部分，因为资金不太够。到2022年，我们争取到另一笔资金，就又投到河道这个项目上，又干了一部分。

或许年轻人都想做点大事，想要一气呵成，但是现实情况不是这样的。在村里，想做成一个项目，需要先有计划，然后慢慢地去等、去观察政策、去招商引资、去争取机会，才能把经费找来。这个道理我是慢慢才明白的。

头三个月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干不成大事，有点急躁，也很有挫败感。那时候，我也不太主动跟同事、跟领导去交流，也在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社交能力不够。我还怀疑过是不是自己不适合这个岗位。

但是也不能突然撂挑子不干。那时候还是感受到村里人，包括我父母对我寄予的厚望。我爸那时候总从网上给我买衣服。在村委会，我还“管着”四个同事，他们年龄都比我大，两位有三十多岁，两位有五十多岁。他们经常劝我说“事儿大事儿小，跟前化了”，意思是咱们处理不了大的事情，但是可以一点一点地处理小事情。

“彩虹村”没能一炮而红

新京报：你在村子里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什么？

张桂芳：我在村里独立做的第一个大项目是“彩虹村”。2020年，刚到村里任职的时候，我经常刷小红书，看网友发帖讲网红村子都什么样。我印象里不少南方的村庄是很美的，村里被刷上绚丽的色彩。后来我请了一个画师，想把我们村子也粉刷一下，在墙体上画画。画师告诉我在河南有个村子叫“小屯村”，在辉县市是个网红村。有一个90后的男孩在村里的外围墙体上手绘涂鸦，还被当时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媒体上点赞。

我自己去看了一次，又带着村民去实地参观了一下，村民觉得人家这主意不错，在村里开党员代表大会的时候，没人反对我。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请画师帮我们把村里主干道上的墙体都刷上艳丽的色彩，就像彩虹一样。刷完以后，我畅想着，肯定能吸引很多人到村里打卡，人一多就能摆个小摊子卖东西，做市集。关注“彩虹村”的人多了，资源也就来了。

但是除了隔壁村的人来逛一逛，其实没什么人来。我还给很多媒体官方账号发了微博私信，也没有音讯。最后，我请领导帮忙介绍媒体资源，终于有位河南本地的媒体记者发了第一篇报道，“彩虹村”才开始被人知道。

新京报：你在什么时候探索出更好的方向？

张桂芳：“彩虹村”没能一炮而红，也让我思考了不少。我在想，在农村也许还是要靠农业给村民带来增收。

过去两年，我们尝试引进一些比较赚钱的作物，比如松果菊，已经有村子靠种松果菊赢利。但由于我们村缺少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不当，还是没挣到钱。去年夏天，我们引进了一个南瓜种植项目，承包商到村里租地，教给村民技术，聘用村民去种地。我全程跟进这个项目，负责处理村民跟承包商之间的小纠纷、小矛盾，对接这个项目落地。

在这个项目里，男性村民一天可以挣60元，女性可以挣50元，大家干一年可以多挣近万元。此外，把地出租的村民还可以领取土地流转费，一年约有几千元。这是我第一次帮助村民增加收入，也是我们三家村第一份产业。这让我意识到，带领村民致富，还是要靠土地本身。

“自己在这里还是有价值的”

新京报：对于村子的未来，你有哪些憧憬？

张桂芳：我经常参加镇里、区里和市里政府组织的学习活动，基本上每三个月去观摩一次别人家的村子。在河南濮阳市有个“村级市”叫西辛庄，他们村有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还有自己的医院，基础设施是完备的。我记得村里统一供应燃气，村民享有一定额度的免费供应。

我很羡慕这样的村子，我希望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村民生活的幸福感也越来越高，这也是村子未来发展的方向。

西辛庄村内有多家村办企业，这也很启发我。未来也想找到农业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把他们请到村里来，种一种南瓜、红小麦、黑小麦等各种作物。最近我在抖音上火了以后，也有很多人找我谈合作，我说第一个要求就是“把我们的土地盘活”。

新京报：这份工作的价值感怎么样？

张桂芳：可能是受父母影响，我从小就知道“人要有自知之明”。当上村支书以后，我也没有自我感动的时候，更多时候还是在寻找价值感。

我做了很多小事。“彩虹村”被媒体报道以后，做公益的人找到我，他们在2021年河南暴雨后，给村里捐了不少物资。我还对接了一个养老项目，是交给区里的社工站去做的，社工会不定期到村里组织老人参加剪纸活动，或者给村民唱个戏，村里还放了两台公共洗衣机，也是这个养老项目投放的。

这两年多，我和同事修建了一些田间道路、太阳能路灯、自来水管网，布置了小图书馆、小电影院。这个月，有个同事说他结婚40周年，我就想到给村民免费拍摄婚纱照。同事害羞不肯出镜，最后给另外几对老村民拍了。

村里来记者的时候，有的村民会夸我这年轻人干得挺好，我挺感动。但是说实话，还是没有哪件事让我觉得特别有价值。

更真实的情况是，有时候我躺在床上，回想一下，数着自己给村里干过几件事，才突然发现，自己在这里还是有价值的。

张桂芳

1997年生，2019年毕业于天津农学院。大学毕业后，张桂芳选择留在天津，和朋友合伙经营民宿，负责管理方面的工作。2020年，张桂芳回乡参加老家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举行的村党支部书记换届选举，以高票当选。2021年，张桂芳提出彩绘墙设想后得到村民支持，用颜料粉刷三家村主干街道，村庄由此得名“彩虹村”。2023年1月，张桂芳以市人大代表的身份出席鹤壁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A10-A1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石润乔